近几年来，多见有文章说当今的中国是个谎言的中国，以致于整个社会都发生了诚信危机，想想也是。仕途逼得人说谎，于是有了伪数据和假政绩；市场逼得人说谎，于是有了假报表和假劣货；学术逼得人说谎，于是有了假论文和假资质；教育逼人说谎，于是有了假成绩和假文凭；连爱情和婚姻都逼得人在说谎，于是连那个啥也能修补……当今的经济是大事情，“经济泡沫”多了，通货就要膨胀，最终就是自己的劳动在贬值；这是说谎的代价。
非但当今如此。细究中国的历史，竟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说谎文化文明史；人民在这条艰险曲折的谎言道路上求索。从敬神求仙、到尊儒从孔、到论道讲法、到洋务运动、到洋教暴动……使得各类人民在种种变幻着嘴脸的谎言中一直陶醉着。
古中国的皇帝们，是最大的、最神圣的谎言家，他们的说谎，还有着无上的尊严。他们说自己是“天子”，所作所为是在“替天行道”，是在“奉行上天的旨意”。于是，他们在文诰里说谎时，起头都要写上“奉天承运”云云，接着就是“皇帝诏曰”……那情形，即就是谎言，你也必须相信；信得信，不信也得信。要不然，尊严何在呢？于是，人民跟着陶醉在这种说谎的尊严之中。
皇帝既是“天子”了，天下就成了他们的家，他们在家里我行我素，因而，每次在起家的时候可能要好一些，要做出一些“天子”的样子来，给人民看。但皇帝家内的人，渐渐地由于都要争着当家、或争夺家产，不免就有了要胡作非为的；皇家一旦胡闹起来，就会有不得意的善思想者，提出疑问说：“同是华夏龙族，你们宁有种乎？”结果呢，造就了一拨接一拨的皇帝群来，他们都变者法子说谎，越说越精……于是，中国有了一部“二十五史”的经典；于是，那些乐于炫耀的某些人民，多也为这一经典迷醉，得意地炫耀说：“我家有二十五史的藏书。”
在皇帝制下生活的人民，因见过了、经过了说着谎言的皇帝，心里也觉得那皇帝并不十分牢靠，但在骨子里却离不开皇帝了。历史就有一些渴望自由、追求平等的英雄们，率部打进天京时，大诰天下曰：“等富贵、均田地、平等、自由”，然而人民还要问他们“平等了，谁来管我们呢？”，或者问“谁来帮我们制服恶人呢？”等等。也是的，久而久之，人民已经见惯了皇帝们的暴政和恶人们的暴行。于是，人民多跟着皇帝们一起说谎，称呼他们是“万岁”；显然，从古至今，就没有结在世上不死的人，但人民就是喜欢说“万岁”这个谎；因皇帝毕竟可以替他们来管理世间的恶人。
几千年来的事实，就是一边咒骂着皇帝的谎言、推翻着皇帝谎言，一边又拥戴起另一个皇帝；人们都渴望皇帝们对别人施行暴政、对自己施行“天恩”，以便以这种自相矛盾的谎言来满足自己的欲望——即一边欺人，一边自欺。精通这种法术的，被称作“儒家”；儒家多精通“二十五史”。因儒家多被称作“圣贤”或“君子”，又阅多识广、又德高望重，他们一面替皇帝体察天意，一面教人民顺应天意。
天下安宁的时候，儒家说谎道：“天运亨通”或“皇上圣明”；等到皇帝们把天下折腾得大乱不可收拾了，儒家把口角一歪，却说：“红颜祸国”或“阉党乱政”；大概是因皇帝的身边只有红颜和阉党；倘若这时要嫁罪于别的人，也是站不住脚的。总之，在儒家看来，天下大乱了，绝不是皇帝的错，似乎也没有加罪于人民。这样看来，或许就是中国人多认为“儒家”混得很有面子，于是，就多跟着儒家说谎；于是，各地都建有孔庙和文庙；让人民无休止地朝拜着继续说谎。
在中国的社会，大约就是皇帝、人民、和儒家这三类人。皇帝向人民说谎道“爱民如子”或说人民是“衣食父母”，这种“或子或父母”混乱的辈份，使得人民稀里糊涂；所以人民也向皇帝说谎道“皇上圣明”或“万岁千秋”或“永垂不朽”；儒家夹在皇帝与人民中间“和稀泥”：一面也宣讲“愚民政策”，一面也暗推“愚君政策”。但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们，还是一个个灭亡了，中国的人民实在的也因落后而挨打了。这就是鲁迅先生在《谈皇帝》一文里讲的，中国的“愚民政策”和“愚君政策”全都不成功的根缘。因为都是在说谎。
清初的郑板桥，可谓实诚君子，他应当悟透了中国世间的这一切谎言。生在封建盛世时代的他，因不喜欢说谎，就辞了职，却没有下海去。他跑到山林间画竹子作雅，并说：“难得糊涂”。这句话了不得，遂引得不糊涂的、和糊涂的人民都佩服不已。之后的人民，不论糊涂了的和不糊涂的，每当看见了这句“难得糊涂”，似乎都以为自己清醒了、明白了，然而却不知不觉地更加糊涂起来，继续说谎。
看来是这个郑县令害世不浅。他虽不说谎，却说这句不明不白的大实话，叫人民不自觉的糊涂了起来。一直到目下的文明时代，前仆后继的“儒家”把一些不着调的垃圾，仍然打着“文化、文明、道德、礼仪”的幌子全都抛撒出来，以致形成了这个人民都说谎的稀里糊涂的中国现实。要改变这种现实，就要改掉说谎的毛病，但这依旧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险途，必要拿出与这种博大精深的“说谎文化”可以抗衡的坦诚和勇气来，向着光明的方向上一直奔去。